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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分别从地方“十五五”规划、城市更新、精明营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城市人工智能、规划的作为、城市文明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以下是大会报告观点集锦。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当前，各地正积极开展“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杨伟民提出，规划编制应紧紧围绕“五个面向”，并掌握科学方法，真正发挥其引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一是面向基本实现现代化。各地区应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在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共同富裕、农业农村现代化、美丽中国建设等战略任务中找准自身定位，作出实质性贡献。
二是面向高水平市场经济。发展规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划，其目标及指标应以预期性为主，靠市场来配置资源。
三是面向企业和消费者。规划不仅是政府的工作指南，更要面向企业、投资者和市民，反映其诉求、保障其权益，尤其是营商环境和公共服务，应体现为对企业与消费者的郑重承诺。
四是面向人民生活。规划应回应民生关切，从收入、消费、教育、医疗、养老等具体问题入手，写出地方特色，解决实际痛点，避免泛泛而谈。
五是面向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数字化、低碳化两大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同时注重要素拓展与组合，并积极发展服务业新质生产力，关键是放宽准入、激发市场活力。
在方法上，杨伟民强调，规划编制过程重于规划文本本身。应首先理清发展思路，做好总结评估，避免盲目堆砌项目。要转变政府推动发展的方式，从以土地为中心转向创新驱动。规划文本应清晰、朴实、有逻辑，减少口号和缩略语，站在企业和群众的角度思考表达，注重可读性与可实施性。
杨伟民强调，规划不是写出来的，是研究、讨论、争论出来的。各地应努力让“十五五”规划比“十四五”更进一步，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效引领。
城市更新是城市运行发展中一种人为的有机生命体新陈代谢、机能增强、活力再生、高质量的城市环境迭代再造和社区场所营造的正向干预方式。
王建国归纳城市更新经历了三次代际演进。第一代发生在工业社会发展转型时期，以扩展新城区和历史城区内部更新为主。第二代自1960年代起，因工业区衰败、住宅老化、“锈带”与“收缩城市”问题显现，以及卫星城建设未达预期而引发中心城区更新。中国城市化率已达67%，增量转存量成为必然，需通过结构调整、TOD开发和文化保护推动转型。第三代即“再城市化”，近年国际大都市聚焦更高市场效率和环境性能水准，强调公共空间、步行友好、绿色低碳和数字业态，通过拆除衰败建筑、重建高容量项目激发新动能。
王建国表示城市更新非常重要，除了方针、政策、条规和类型学成果的“复制”和参考，大多数应该是：内因启动、外因策应、时机把握、因地制宜、运维策划、多方加持的“一案一策”。在城市转段稳定发展和存量提质增效的背景下：城市的“科学规划”、“性能提升”、“活化再生”和“治理运维”占比逐渐会高于“建设”。城市更新涉及不同年代、复杂街区、产权地块、运维管理和众多利益相关者。考察城市更新三代发展的代际演进，科学合理的提高建设强度和性能效能对于提升城市的活力、更新对象的市场竞争力（盈利）和运维操作是必要的。其中也容纳了当代的积极创造、创新设计、数字动能接纳、绿色低碳更新探索。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二级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学术院长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并将城市定位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中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而城市发展则“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面对新时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孙一民在回顾营建传统的基础上，提出 “城市大型复杂工程”的概念。针对城市大型复杂工程的战略性、综合性、长期性挑战，孙一民进一步提出“精明营建”理论：以科学、集约、可持续为目标，科学决策-集约建设-协同治理为总体框架，整合规划设计与结构、施工技术，“多层级-多维度-系统化”构建理论、技术与实践一体的创新体系，实现“自上而下理解城市，自下而上解决问题”。
基于“精明营建”理论，孙一民从高品质城市空间营建、可持续城市空间营建、城市韧性营建等方面，分享了多个实践案例，包括：广州南沙明珠湾区灵山岛尖CBD城市设计和南沙区土地开发强度优化与重点片区建设指引；广州琶洲CBD城市设计和珠江啤酒厂及周边地段城市更新；黄金内湾·三角洲城市韧性营建等项目。在上述实践中，孙一民进一步探索了“地区城市总设计师制度”，并在该制度引领下，创新性将前置式导则体系纳入法定化实施，维护公共利益，并通过弹性管控与动态跟踪，鼓励提高环境效益和多样化公共空间营造，实现高效统筹与精准导引。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关注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平台，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路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治理基石。
徐小黎对我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发展和演进进行了梳理，指出我国的空间治理经历了从土地整理、土地综合整治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三个阶段，并分别以浙江省湖州市五四村、温州市中对口村以及宁波市为地方实践案例对这三个阶段的具体工作进行了说明。徐小黎认为，我国全域土地综合治理的内涵经历了五个转向，包括理念认知上从单一地块到全域空间转向、内涵本质上从碎片化整治到系统性空间优化转向、规划逻辑上从“静态蓝图”到“动态实施”转向、角色定位上从土地和指标等“要素供给”到战略集成平台转向，以及目标追求上从“增地增效”到空间价值再生转向。
面对新时代新背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徐小黎认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发挥空间治理作用，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的使命，聚焦系统谋划、政策集成、平台整合、长效运营四方面措施。
最后，徐小黎指出新时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中，规划师的角色应定义为衔接规划体系，塑造空间格局的“空间缔造者”，破解制度瓶颈，探索协同机制的“政策创新者”；激活土地潜能，促进多元价值再生的“价值策源者”，从而实现自己在我国迈向空间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责任担当。
龙瀛围绕“人工智能驱动的城市研究、空间重构与实践路径”进行了系统汇报。理论层面，他回溯了人工智能从早期的专家系统到新一代多模态大模型的发展脉络，借鉴城市复杂系统理论、空间行为交互理论，探讨AI算法与机器人、物联网如何通过知识生成、空间感知与实时干预重塑城市。实证层面，以上万个全球优秀住区案例、数亿条街景与遥感数据为基底，运用多模态预训练模型等手段，剖析了人居环境的“形态-功能-活力”演化规律及线上、线下交互特征。
龙瀛指出城市人工智能是回应国家战略需求的新兴研究方向，结合城市更新与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形成了“软件+硬件”的框架体系；在技术应用上呈现“研究-重塑-创造”的递进态势，数据精度、覆盖广度与实效性显著提升。同时，城市空间在AI的影响下重构，如休闲空间向街区内部、建筑高层渗透，公共空间则通过智能化改造实现“可见可触”的智慧城市，并在自动驾驶、智能基础设施、韧性城市等多个领域协同探索，形成了技术应用与城市空间的相互促进。
最后，龙瀛总结道，城市人工智能的发展受技术迭代、数据环境、国家战略等多重因素影响。无人机、传感器网络等主动感知技术，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算法在数据收集、分析环境的应用，多模态大模型、生成式AI在方案生成与模拟中的技术支持，都为城市规划应用带来了数据、技术与方法上的多重支撑，提升了科学研究的丰富性与人居环境品质。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七十年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始终目标坚定、不断丰富内涵，以经济为主引擎、以城市为重要载体，经历了从经济增长、功能主义到可持续发展和人本主义的探索。随着全球现代化评价体系的多维度发展，城市和规划的作用日益彰显。
基于三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王凯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规划的作用。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城市规划以推动工业化为主线，是国家计划的具体化；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期间，城市规划以推动经济建设为中心，为适应全球化、市场化进行了重要探索；党的十八大至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中国逐步推动规划体制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
当前，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王凯认为，现代化人民城市的规划作为，体现在国家城市体系重构和城市发展转型两个方面：
首先，为应对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呼应双循环发展格局，需建立面向全球的国家区域开放格局，特别关注国家安全和中西部发展，完成中国式现代化城市体系的迭代更新。其次，城市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应以城市更新为主要抓手，厘清基本问题、创新工作流程、回归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推动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王凯指出，转型背景下，规划知识结构将发生一系列改变，并将形成“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宜居、创新”为主题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规划工作体系。
最后，王凯总结道，城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城市规划工作会在新的挑战中创造新的未来！
周岚分享了三个不同空间尺度的规划实践案例，生动展现了如何通过规划行动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转化为具体成果。
第一个是省域案例——江苏省城乡特色空间规划。规划立足江苏自然本底、文化特征、城乡发展格局，叠合形成8个省域空间特色风貌分区，对重要特色资源进行空间分析，提炼形成“8条重要景观廊道+12个重点特色片区”的省域重点特色空间体系，并优选培育“新江苏48景”。规划把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要求落实到江苏大地上。
第二个是城市案例——苏州城市规划四十年。1986版总体规划确立了“全面保护古城风貌，重点建设现代化新区”的建设方针。1996版总体规划奠定了苏州“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山水园林城市格局。2000年后，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筹备，推动了苏州历史保护与国际理念的接轨。新时代以来，苏州探索古城保护的机制创新，实现历史保护和经济繁荣、综合发展的“美美与共”。
第三个是地区案例——南京小西湖更新规划设计。这是典型的老城区城市更新案例，从2015年到2025年已经有十年，采用小尺度、渐进式的更新模式。基于深入调查和研究，对控规进行调整优化，建设适应小尺度、高密度环境的基础设施，构建尊重老百姓意愿的多元化住房改善路径，探索共享理念下的公共空间营造和活力运营，协调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传承与转化，走出一条尊重居民意愿的滚动实施和有机更新路径，推动针对多元利益主体的政策制度创新。
从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到支撑高质量发展 ——北京总规之后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和详细规划改革
杨浚表示，2017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获党中央、国务院批复以来，北京以“减量发展”为核心，通过构建“三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型，支撑高质量发展，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空间治理新路径，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超大特大城市发展道路。
杨浚指出，该版总规首次实现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两规合一”，明确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底线，通过空间约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功能布局优化。北京逐步建立起从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到详细规划及乡镇规划的传导机制，形成“一张图”管理闭环，实现“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动态监督。
在详细规划层面，北京创新提出以街区为单元编制控规，通过“按需深化+动态运行”机制，增强规划在实施过程中的适应性。全市城镇开发边界内划分1371个规划街区，通过“图则+导则”管理模式，实现刚性约束与弹性引导相结合，推动项目精准落地。
乡村地区规划则强调“乡镇+村庄”两级统筹，通过通则式管理和“京韵乡村共创计划”调动农民主体积极性，融入区域网络，提升乡村品质与活力。
杨浚强调，规划工作正从静态技术文件向动态政策工具转变，从事权下放到多方协同，逐步实现从空间约束倒逼发展转型，到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协同推动城乡高质量发展。未来，北京将继续完善政策制度，围绕“人民城市”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内涵品质。
吴志强首先系统阐述了城市与文明的八大价值关系：第一，文明即城市，城市水平直接决定文明达到的高度；第二，规划城市就是托举文明，中国规划师要规划托举文明；第三，城市规划的第一要务，为文明构筑生存和发展的坚实基础；第四，系统构建现代中国城市文明载体，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第五，当下城市规划是实现现代文明繁荣昌盛的必要支撑，当代城市规划的关键，在于托举出现代城市文明的空间创造；第六，无论历史上多少文明，无论文明延续多久，人类正共同步入新的数智文明形态城市；第七，唯有能够创造数智生态文明的城市规划，才是真正拥有明天的城市规划；第八，一切文明，无论是生态还是数智，其最终评判标准仍回归城市人的美好生活，它既是发展的起点，也是归宿，既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也是实践检验的最终准则。
吴志强提出，在中国面临历史性制度转型、数字技术全面导入以及生态可持续价值观的背景下，城市化进程必须完成六项关键作为：第一，坚定现代中华文明的托举天命和创新规划制度，适应未来技术与社会发展需求；第二，强化城乡的韧性和家乡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提高城市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恢复力；第三，主动建设人类智慧与人工智能的共融技术体现，提升城市的智能化水平；第四，实现城乡全生命健康管理，提升居民的福祉；第五，回归人民初心，推动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保障的基本权益；第六，推动城市规划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创新规划制度，形成强大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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